googol 2007-10-26 21:40
论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
倘若我们承认文学不仅仅只是一门艺术,它同时也是—种社会现象、文化现象,甚至是一种生命现象的话,那么,就很难将2004年正式形成的“80后文学”简单地视作一群网络少年的写作行为,80后的命名其实包含了多种意义。作为中国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产物,80后文学成长期的文化背景值得探讨。我认为,以下三种文化构成当下80后文学的三大文化背景——
一、网络文化:自由表达的生长空间
在21世纪的第四个年头的秋天,探讨网络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,我不由地将目光停留在海外著名华裔学者李欧梵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名为《从知识分子和网络文化》的文章上,李欧梵在文中明确指出: 众所周知,二十一世纪是网络文化的时代,知识分子上网在所必然。然而,知识和网络的关系究竟如何?网络所带来的大量讯息如何选择?如何消化?知识分子自设网站,是否又将扮演一种启蒙的角色?然而这种经电子媒体中介而制造的“启蒙运动”,是否会使知识变质,或将知识立即转化为权力?网络是否会变成争夺文化霸权的空间?或是可以构成一种新的“公共领域”?这种“公共性”和民主的建构有何关系?它所提供的“共时性”是否可以促进多种意见和声音的表达?而“众声喧哗”的结果是导致自由讨论的空间扩大还是缩小?这一连串的问题,显而易见,至今却不见有人深思反省,彻底探讨从印刷文化转向电子网络文化的问题。
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文字,意在表述如下想法:
1、李先生确有先见之明,但他的立场显然属于知识精英的立场。他担心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站上“你争我夺”,掌握不好,反而失去这一“新的空间”,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没落。然而,几年后的实际境况表明,知识精英们并没有全力投入这一“新空间”,反而是一群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了网络的主角。
2、中国知识精英从20世纪初直到今天所形成的心理状态,以及千百年中国文化传统所养育的表达习惯,使他们更多地将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平台,而不是像“80后写手”那般,将网络作为完全归属于自我表达的文化空间。简言之,在文化精英那里,文本第一,网络第二,网络大多成为文本传播的平台;而在80后写手那里,网络就是文本,文本就是网络,他们的精神呼吸、欲望表达、思想观念如茂盛的野草,随时随地在网络的土壤里丛生,在他们的心中,网络与其说是一个传播的工具和平台,不如说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,他们的青春,他们的成长,正在网络这个空间里得到滋润和孕育。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,已经成功地进入他们的生命,不是工具,不是方式,而是与自身融为一体的生命空间。
很难用几句话来估价和表述网络对于80后生人的深刻影响,也许“影响”这个词仍然意味着一种外在的进入,真实的情况或许更像“现实空间”与“虚拟空间”在网络中的融合。80后生人正在这一彼此融合的空间中成长。
这真是一个“如鱼得水’的年代,80后生人有幸享用着全新的网络时代,他们一无障碍地接受着网络文化的高科技性、高时效性、开放性、交互性以及虚拟性,而所有这些,在20世纪80年代(恰恰是80后出生的年代)新启蒙运动中成长的知识精英们那里,却是陌生的、隔膜的,小心翼翼对待的新事物,更勿论知识精英所持有的传统姿态与价值观——本身就与网络交互、平等的特性有所抵触。
因此,网络命定地成为了80后生人的家园,而非传统知识精英们的战场。从四年后的这一事实来看,李欧梵先生当时的忧虑虽然“精英”,但也不无道理,他所向往的“公共领域’的社会使命是不是正在交到新一代的青年手中?!从更深层次追问,80后生人的所作所为,是否对知识精英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构成挑战?80后的原创力到底是什么?真是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历史宿命。
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04年1月15日报告,截止2003年12月31日,中国网民总数达到7950万,较2003年7月(第12次互联网统计报告)半年间增加了1150万,增长率为16.9%,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4.5%;上网计算机总数为3089万,半年增长了517万台,增长率为20.1%,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8.3%。其中,CN下注册域名数量增长迅速,达到34万,半年增长10万;WWW站点总数接近60万,半年内增长12万;国际出口带宽达到27216M,报告分析认为,域名数量及WWW站点的增长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互联网正在稳步地发展。
专家预测,到2005年.中国互联网用户将达到2亿,上网人口普及率将达到15%左右。网络用户的增长意味着网络的增长和网上信息资源的动态快速增长,中国真正的网络时代已经来临!
如何面对新媒体,我们的讨论应当迅速地超越接受还是拒绝的态度层面,因为现实不容你迟疑和彷徨。网络就在面前,虚拟的世界正在对现实的世界全方位地进入,二者正在相融。我赞成这样一种态度,应当深入探讨新媒体真正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,它们不一定要颠覆传统,却一定会变革传统,变革整个媒体世界。我们无法逃避,必须正视现实。按照传播学的表述,新旧传播媒介之间,并非是革命、消灭、取而代之的关系,并非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,反而更符合互助互动、共进共演原理,它们相互叠加,同时又导致了新的“整合性的状态”。
从这一立场出发,观察与肯定网络文化对80后文学的影响,应当没有道德评价的负担,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,网络对80后文学的推动至少有两个具体的表现——
一是“零进入门槛”; 二是“交互式共享”。
所谓“零进入门槛”,指的是网上的个人出版方式,所谓“五零”条件:零编辑、零技术、零体制、零成本、零形式。任何人想进入文学领域,无须按照传统的程序,达到发表文学作品的目的,他只要想,网络就帮他搞掂。按照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,就是“绕开文学的CEO”,传播学中的“守门人”不见了,文学传播开始了从大教堂式到集市模式的根本转变,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,受到网络学者方兴东等人竭力推崇的“博客”(blog)网站,催生出了“共享媒体”(WEMEDIA)和一种崭新的“交互式共享”的讨论模式,为80后文学写手们带来了全新的文学体验和观念冲击。从一对多的传播,发展为多对多的传播,所有人真正地参与到文学创作之中,无障碍的沟通,快速的即刻阅读、反馈、创作,在一群人中闪电般地进行着,个人的传播能力得到空前的强化和扩张。
于是,网络为80后文学提供了自由表达的生长空间。在传播障碍消失,“守门人”隐退的同时,文体的边界,道德的规范,观念的限制也随之松动,80后文学因此获得较传统纸介文学更大的自由度。“非主流的声音”频频出现,“众声喧哗”迅速形成浪潮。在“个人的宣泄和表达”无约束的同时,文学中一些属于内核的东西也在被稀释、忽略乃至抛弃,文学作品在高速写作的同时,既出现了新质,也同时出现了“一次性消费”的“失重”。网络文化的正负面效应显然同时对萌芽于网络的80后文学产生影响。
更加值得深究的是由网络传播所引发的80后文学写手们艺术观念的变化,文学接受者阅读观念的变化,最终导致文学观念的变化。这些变化已经对传统主流文坛,以纸介媒体为正统的主流文学构成挑战,具体形态研究远非本文可以展开。但当下的种种现象,已经不容置疑地昭示了网络文化业已成为80后文学最为重要的文化背景。无论是上了美国《时代》周刊封面的春树,还是因六门功课亮红灯,拒绝上大学的韩寒,抑或是被称作“金童”、“玉女”的郭敬明、张悦然,以及被誉为实力派的李傻傻、蒋维等人,无不是在网上赢得网友热捧,“暴得大名”,获得各种桂冠,从而顺利地转向纸介媒体,逐步进入主流传媒和文坛。网络对他们来说,是摇篮,是温床,更是成功的平台和“跳板”。
青年文化,一个很难说清的话题,因为它青春而冲动、飘忽而易变,另类而叛逆,丰富而庞杂。观察80后文学的青年文化背景,使我自然地回想起20年前刘索拉的《你别无选择》、徐星的《无主题变奏》、陈村的《少男少女,一共七个》、以及由这批作品所带动的一种属于青年文化的创作倾向。属于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还有陈建功的《鬈毛》、刘西鸿的《你不可改变我》、刘毅然的《摇滚青年》。
我曾经把这一创作倾向命名为“骚动与选择的一代”,将其特征归纳为反文化、反价值、反崇高和反英雄,在当时的批评界,这批作家的这批作品,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,可谓毁誉参半,褒贬不一。20年后的今天来看,这个并没有持续发展蔚为大观的“短命”的文学创作倾向,其实更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,与其说它是“先锋小说”,不如说它是青年文化在文学上的一次冲动。
刘索拉、徐星的创作冲动所以短暂,有两个原因,一是它可以归属于80年代文学界涌动的思想解放运动,或称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支流,大潮滚滚,汇流成河,足以覆盖支流;二是尚缺乏属于青年独立性的思想和文化基础,在大文化的背景下,亚文化的群落尚未形成,所以除了青春期反叛的经验外,写作的独特文化资源不够,无力供给支流源源不断的原创力,使其可能有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思潮或是一个流派。由此也可见出,文学思潮与流派产生的根本原因,不是缺少文学才子,也非特殊经验,说到底,是有没有强大而独立的文化资源作为原动力。
与20年前的刘索拉、徐星相比,80后文学显然拥有比较深厚的青年文化基础。或者说,刘徐一辈尚未从父辈和前辈的文化精神中分离出来,而80后生人则与父辈和前辈截然不同,价值观念的真正而全面的“裂变”始于70年代生人,但迅速地在80后生人手中实现,80后生人以一种满不在乎睥睨一切的姿态,迅速地告诉70后生人:你们老了!我们才是今天的主角,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,代际差异凸显,一条条代沟无情地将50年代生人、60年代生人、70年代生人、80年代生人隔离在彼此的河岸。“十年一代”,正是中国当下社会的现实,而80后生人的青年文化正是以精神层面上的某种“断裂”以及价值观的全面“裂变”为标志的。在80后生人的青年文化中,全球化、现代化、后现代、网络化、消费化、大众化,共同构成一种真正的“无主题变奏”,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亲密接触的网络、武侠、动漫、手机、随身听、咖啡厅、party、摇滚乐、前卫电影、网恋、足球、明星、文身、名牌、任天堂、俄罗斯方块、圣斗士以及VCD、DVD、MP3、掌中宝、数码相机……,那些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网络语言,那些令他们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手机短信和图片传送……,80后的精神状况也许可以从下面的歌词中体会一二:
我要出发此刻出发去西伯利亚
我的梦想所有希望消失在悬崖
每一天每一天有新的发现
每一天每一天瞬间的改变
我永远了我永远了
——便利商店乐队
真是一个飘忽的年代,一个瞬间万变的年代,一个无法把握自己、没有目标、没有激情的年代!每一代有每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。1989年崔健宣布了“红旗下的一代”在人格上的宣泄,1994年的校园民谣代表大学生宣布了精神上的独立,1999年的花儿乐队宣布了80后一代在物质社会里的精神寄托,花儿乐队的主唱这样说,“我出生于80年代,一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好是坏的时代,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,是典型的蜜罐中的一代,没有经受什么挫折,这种平庸的感觉使我感到乏味、无聊,空虚地过着每一天样板式的生活……
这位乐手坦率的表白也只是一种表述,倘若以此进行道德评价以至“倚老卖老”居高临下不屑式的指责,很难穿越隔阂,跨过代沟,进入80后生人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内核,反而会陷入鲁迅当年笔下“九斤老太”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叹息之中,这样的叹息颇似无力空洞的老调重弹。也许,用贴近和理解的姿态通过某些描述,可以帮助我们回到80后文学。选择“好孩子”类型来展开探讨,对“新概念”征文大赛的作品的一次文本分析,可能会有所发现——
上海《萌芽》杂志2004年第3期,公布“中华杯”第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名单,并且列出复赛赛题《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》,以及刘强、刘宇、刘宁三人的同题作文,另有两位一等奖获得者的文章:章程的《飞翔》、李正臣的《凌波微步》。五篇作品给我一个整体阅读印象:在作者的内心独白中透出强烈的诉说愿望,苦闷压抑下的激情释放如青春冲动,文字无一例外地才华横溢,介于抒情与说理之间,有西方文论的理性色彩,也有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。象征意味、虚拟空间、意识流动、迷茫中的内心挣扎、质疑中的一份自信、思索、探询、叩问。少年作家落笔成文,倚马可待的才气,在华丽词藻中回旋自如,在古今中外的历史空间中游刃有余。
他们洞察历史,穿越空间,评点名人,平视权威,毫不胆怯,毫无敬畏,更无仰视之态。作者的价值观若隐若现,变幻莫测,有时坚固如磐,有时海滩沙器,难以把握。读书、心境、青春期的遭遇:苦闷、挫折、失恋多为抒情的起点。存在主义、结构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、马克思、尼采、黑格尔、卡夫卡、博尔赫斯、海德格尔、乔伊斯、萨特、达利、梵高乃至李白、沈从文、郭沫若、张爱玲、阿城、余秋雨、贾平凹、李泽厚、棉棉……等等,都是他们探寻的对象。与其说他们是试图站在伟人的肩膀上,不如说他们是企图穿透伟人的心灵,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说人类文明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,阐释加重构加解构。那些在他们眼中尚不入流的名人则遭到轻率的揶揄和嘲弄。
《在我们不能抵达的世界》同题作文中,刘强的结论:“现实是我不能抵达的世界。”刘宇的结论是:“精神家园,我的潜意识中的记忆,还在。”刘宁的答案:“这个世界是一个繁复庞杂的大病房,在我未被感染之前,我终究不能抵达。”除了刘强的答案,对传统有所回归、重返现实以外,另两人的答案均是“没有找到答案”。
同题作文之二是阅读一段文字后自拟题目作文。章程拟题《飞翔》写了一则童话,大意为我是一只名叫阿呆的小鸟,在大海中飞翔,以此表达“成长中的疼痛”,作文偏于循规蹈矩,想像力不够飞场,精神境界提升不够,但文字流畅且美,有一定的文字功底。更具现代气息的是李正臣的《凌波微步》,金庸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人物段誉所擅长的武功与精卫填海、明星乔丹、NBA竞技、中国围棋、儒家思想、姚明出场“一勺烩”,成一拼盘。文风如纵横捭阖的杂文,批判之剑横削竖挑,笔笔诛伐锋芒毕露,用意颇深,耐人寻味,于种种生活现象中生发出别致的道理,令人击掌! 倘若将上述五篇作品,视作80后文学的一个标本的话,不难看出作者写作的几个特点:属于写自己的青春书写;敢干质疑并评点一切的自信和狂放;写作资源的丰富和庞杂;无视文体规范和边界的洒脱。当然,我们也可以用一组相反的词语进行概括:肤浅浮泛的青春书写;怀疑一切的相对主义;知识的拼盘与背景的庞杂;对传统文体的肆意颠覆,等等。
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去看待80后生人的文化背景,有两个结论应当明确: 其一,80后文学尽管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概念,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已经初步具有了属于他们自己色彩的青年文化,这种文化由于同50、60、70年代生人明显的“代沟”而凸显,还必须承认,所谓“裂变”,是因为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,整个“语境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不是80后精神层面出现断层,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出现了裂变。 80后青年文化因此也拥有了较20年前“骚动与选择的一代”更为普遍和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。 其二,80后生人,也就是80后文学的文化背景,是一种丰富而庞杂的文化,是一种在全球化语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态发展的青年文化。莫言在对80后作家张悦然的评价中,有十分精辟的观点:“他们这一代,最大的痛苦似乎是迷惘”。“这代青少年所接触的所有有关的文化形式,基本被她照单全收,成为她的庞杂的资源,然后在这共享性的资源上,经过个性禀赋的熔炉,熔铸出闪烁着个性光彩的艺术特征。”
以莫言的概念放大至整个80后文学,乃至整个80后生人的文化背景,可以看出,“迷惘”是他们前行探索的动力,“庞杂”和“共享性”的资源,则是青年文化色彩斑斓而又个性突出的原因所在。
二、大众消费文化:书写一种欲望
80后文学的第三个文化背景,与整个中国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“背景置换”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“新时期文学”在十年的历程之后,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:“文学黄金时代”的呼唤声犹在耳之时,文学便失去了轰动效应。作家们鼓起勇气准备背负十字架悲壮上路之时,“时代”与“民众”已呼啸而去,将自视甚高的作家遗忘在路边,“吾似狂飙落九天”之气势,倏忽转为古驿道边“寂寞开无主”的昨日黄花。一切都因“中心话语”的替换:“政治”——“经济”,市场经济物质时代的到来,宣布了文学背景的“置换”。启蒙/革命的精英文化背景,被置换为消费/利润的大众文化背景。80后文学正是在如此“背景置换”的历史过程中萌生、衍变、成长。
80后文学的创作动机出自于80后生人关于“青春的自我书写”,由于前文所述的价值观念“裂变”,原有社会所提供的“青春读书系列”供给线也戛然中断。依据惯性前行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已无法对接80后生人“精神断层”后的阅读期待,于是当年被评论家讥讽新潮实验小说的“自己写、写自己、自己读”的“自我循环”境况在更大范围中成为现实,80后生人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80后生人书架文学书籍目录的变换就是明证。
从单纯明快承继父辈观念的《小册友》、《少年文艺》,到试图进入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汪国真、席慕容的诗,琼瑶等海外言情小说,从郑渊洁的《童话大王》,到秦文君的中学生系列,以及铁凝、曹文轩等“主流作家”的少年小说……而对中国2亿5千万少年儿童,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,中国作家对这一“年龄段”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,而且供应量极少。传统“供应链”的终结可能发生在1998年3月——网络上出现了台湾大学生蔡智恒(网名:痞子蔡)的长篇小说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的连载。痞子蔡以平均两天一集的速度,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,费时两个月零8天在网络上完成长达34集的连载。海峡对岸,一位大学生个人的写作行为,为80后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启示,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所具有的“轻舞飞扬”的风采,顿时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,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,无数次的“亲
密接触”由此发端。仿佛推开了一扇窗户,仿佛沟通了一条水渠,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。80后生人终于在中国网络中造就了一次关于“青春书写”的文学运动。
这种“自我书写”直接满足了80后生人的“阅读期待”——春树:寻求“边缘化”的个人生活圈子的情感需求,以“另类”姿态张扬自我;
韩寒:表达现存教育制度压抑下个人精神自由的渴求,以叛逆行为抵抗社会;
郭敬明:明丽的“青春忧伤”与亲情渴望,强烈地表达一种青春期的情感诉求;
张悦然:青春的迷惘与成长的疼痛,在美丽而迷幻的境界中讲述伤感的故事。
所有上述表达都十分贴切地叩响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心扉,为“青春期阅读”提供了生理的快感、审美的愉悦,以及成长的答案。笔者曾就80后文学在300余名不同专业的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,有90%以上的学生阅读过80后文学作品,有80%以上的学生认为80后文学比其他作品更能安慰和愉悦他们,理由很简单:他们写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,一位17岁的女生(katrina)在问卷中这样写道:“非常真实的情感,能够引起共鸣,让人怀念青春的一切幸福的故事。社会对青少年的定义过于陈旧,在现实中,我们的心智远比大人们想像的成熟许多,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,同时渴望一种认同,于是在80后的作品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,郭敬明就是一个典型。”
网络上追捧80后写手的庞大网友群,出版物上百万的发行量,连续数月居于榜首的畅销书,80后的文学创作很好地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善的循环系统,可用以下两组公式表述:
表述一:作家?作品?读者?作家
表述二:包装偶像?偶像作品?点击率与发行量?偶像走红
80后写手网上作品受到热捧,“青春的叙述”获得热烈的反响,满足青少年的“阅读期待”,文学消费成功实现,网站因此成为热门,反过来激赏作家,并以现代方式进行“偶像包装”,广告推广,进一步刺激生产和消费。作家于是提供更多的作品,新的循环迅速开始,雪球越滚越大,“马太效应”出现,网络升温的同时,媒介转换成功,使文学资源转换为更大的利润。在网络经营者和出版商眼里,80后的文学作品由于进入了“产品?销售?利润”的快车道,成为巨大的利润符号。80后生人的“青春消费”与市场在此达成了一种默契,多边互动,同惠共利,皆大欢喜。“谁是最大的赢家?”自然首先是以大众消费为支撑的市场,其次是利益的分配,“北京娃娃”春树在接受央视栏目《面对面》采访时,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网络出名后出书的动机:“我需要钱!”80后写手们书写的“青春欲望”在某种意义上与“市场欲望”汇合,构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道奇异景观。
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市场行为,也是一种大众消费文化的正常行为,它们显然属于“世俗的层面”,但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看,世俗层面的大众消费文化具有两面性:既具有消解一元意识形态与一元文化专制主义,推进政治与文化多元化、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,也有将文化“欲望化”、平面化,快餐化,文化品位与审美格调降低的消极作用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,以这一尺度衡量80后文学,可能过于严重。明确结论还为时过早,也许正视市场化时代的大众“欲望”,正视“世俗精神”,正视“青春书写”与“青春期阅读期待”的合理性,我们才有可能不会将复杂问题简单化,将血肉丰满的现象作“冷冻式”的理性化处理,在“感性”和“理性”之间,甚至在“欲望”与“天使”之间去理解80后文学吧!
哦,青春啊,青春。同样的字样,不同的情怀,站在不同彼岸的歌者,能否同唱一首青春之歌呢?